面對德里眾多技術官僚，他們展示了其5G技術如何在一輛時速高達190公里的列車上完成兩個基站之間信號切換。然而在高速列車上傳輸超過100 Mbps的數據并非印度升級5G的最大訴求。
不幸的是，在去年的國際電信聯盟（ITU）會議上，的中國對手——華為也演示過自己的5G技術，同樣是在一輛高速行駛的列車上，更加不幸的是，該列車時速更快，達到了300-400公里。
據業內人士透露，印度國有運營商BSNL（Bharat Sanchar Nigam Limited）已經使用華為的設備開展試驗。印度第二大電信運營商Bharti Airtel Ltd. (BRTI)去年與華為共同進行了一次5G測試。印度頂級運營商沃達豐也正在探索與華為攜手開展5G測試。
美國一直在阻止華為主導5G技術，印度則成為了舉足輕重的戰場。這個南亞國家約有13億人口，互聯網經濟爆炸式發展。它的選擇，將給全球電信基礎設施版圖帶來巨大影響。
政府官員和行業高管透露，目前看來，印度的政策制定者和電信公司基本上沒有被美國說動。
根據華爾街日報報道，印度政府的一位高級官員表示，印度希望迅速行動起來享受5G成果，并將“根據我們的條件，而不是迫于美國的壓力”來選擇供應商。他還說：“華為如今走在5G技術的前沿，不容忽視”，“所有技術都有安全隱患和漏洞，單單針對華為是不對的。”
而印度前內政部長G.K Pillai則宣稱：“多年來印度一直非常明顯地親美，但我不會說它反中。”
三星和華為的戰斗
“八國集團(指八大工業國美國、英國、德國、法國、日本、意大利、加拿大及俄羅斯的聯盟)自然聞風而動。就連跟中國聯系緊密的澳大利亞也迅速響應，雖然中國打個噴嚏時澳大利亞就要感冒；雖然來自中國的大筆資金讓澳洲大學賺得盆滿缽滿，但最終它還是把華為給禁了。”新德里的一位電信技術專家說。
市場瞬息萬變，印度卻自成一派。在這一波全球性的抵制華為的聲浪中，它成為唯一沒有正式表態的大國。 這不難理解，印度電信市場被中國商品主導已經成為既定事實，從網絡設備到手機再到其他電子產品無一例外。
雖然2018年印度只貢獻了華為1090億美元收入中的1.2％，但印度市場的11億電信用戶僅次于中國，數量位居世界第二，潛力無窮。更重要的是，印度超過90％的電信設備都需要進口。
5G時代印度的重要性都將會再度提升，成為各大電信巨頭的角斗場。
市場充滿不確定性，而決定性的投票甚至可能來自剛剛冒頭的新玩家——Reliance Jio。Jio的崛起對華為而言并不是什么好兆頭，因為Jio過去一直與三星眉來眼去。
2014年，全球最大“綠地模式”電信網絡Jio和其競爭對手進行了殘酷的價格戰，并決定放棄華為擁抱三星，當時三星的國際網絡業務發展并不理想。顯然，促使Jio做出決定的，除了來自韓國進出口銀行的7.5億美元貸款和三星高層的承諾外，還有從韓國公司那里獲得的“大幅折扣”。
“Jio選擇與三星合作，因為這是一家亞洲公司，語言統一，而且沒有政治上的顧慮，相比之下，歐洲公司的成本很高；三星有自己的態度，而且更加靈活。”該交易的執行者說。
現在看來，拿下Jio的確是三星的一著妙手。據該公司消息人士稱，截至目前，三星已經與Jio達成了價值35億美元的交易，并聲稱自己是印度排名第一的網絡公司。的確，跟華為、愛立信和諾基亞每家大約10億美元的業務規模相比，三星的業務規模明顯大得多。
三星在網絡業務方面的崛起與Jio快速躥升相輔相成，他們的成功離不開4G。雖然目前5G技術在全球范圍內仍有分歧，但華為必須確保在各大戰場中的存在感。反觀印度，5G部署面臨的阻力可能比目前所遭遇的全球的阻力要更大。根據預估，可能跟印度從3G轉向4G所需要的時間差不多，大概需要五年。
如果說華為遭受的第一次打擊是在2014年Jio的業務中輸給三星，那么第二次則是在思科副董事長約翰·錢伯斯（John Chambers）和信實工業集團董事長穆克什·安巴尼（Mukesh Ambani）領導的高層談判中折戟。盡管這次華為全力爭取，每周都他們會派出十倍于思科的工程師團隊前往Jio公司，遺憾的是會議結束后，Jio再一次選擇了華為的對手。
因為思科和信實工業集團之間的“親密的私人關系”，項目最終花落思科。這也成為思科的轉折點，通過Jio的業務，他們開始轉變為服務導向型組織，而不僅僅是成為一個印度運營商的供貨公司，隨后思科專門成立了一個250人的工程數小組常駐Jio的孟買大本營。
“它標志著一場巨變，因為這項技術已經得到了驗證，服務是可量化的。安巴尼和錢伯斯還確定了參與程度。”一位參與談判的高管表示。 “我和印度的Airtel、英國的沃達豐（Vodafone）、Verizon（威瑞森）和Comcast（康卡斯特）做過生意。可以這么說，對于一家正在進入新領域的公司，Jio表現出極大的敏銳和遠見。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沒有人創建這樣的網絡。”他補充道。
2015年正值印度總理納倫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發起數字印度（Digital India）行動的當口，這是一項以電子方式向公民提供政府服務的運動。 在思科-Jio交易中，安巴尼團隊的一位重要官員表示：“莫迪談論數字印度，安巴尼完成并展示它。”
Jio改變了印度電信公司的版圖，2016年9月上線后，迅速達到2.8億用戶。12月，季度收入超越第二大運營商Bharti Airtel。所以印度的電信戰爭不僅僅是獲得更多用戶，更重要的是讓負債累累的運營商恢復元氣，對于這些運營商來說，華為是非常重要的4G設備供貨商。
但5G與4G不同，其部署方式并非3G和4G的宏基站部署方式。5G的部署不是要在全國或城市里泛泛鋪開，而是要創建集群。運營商會在他們想要鋪設光纖的地方創建基站。最早的一批應用里會出現殺手級應用程序，將推動高速固定無線進入家庭并構建其他服務。如果電信公司能夠以低平均每用戶收入（ARPU）來構建該平臺，那么之后他們就可以順理成章地推出其他服務。
人們或許會被無人駕駛汽車和物聯網（IoT）吸引，但是5G的真正意義是為新服務賦能，因為物聯網在4G網絡下也行得通。5G平臺將會改寫規則，移動用戶平均收入可以在入場后通過移動娛樂來補充。”一家跨國設備公司的高管表示。
可以說，印度政府的短期思維損害了行業的健康，使印度5G事業受到嚴重影響。過去的高頻譜價格已經榨干了電信公司，他們幾乎沒有多余的資金來建設網絡，特別是鋪設光纖。要知道5G網絡的光纖費是4G的3-4倍。在印度，只有22％的電信塔采用光纖連接，而理想情況下應該是100％。
由于進入較晚，Jio擁有印度電信公司中最強大的光纖骨干網。業內人士表示，Jio在新孟買擁有龐大的光纖網絡和5G體驗中心，可以為5G和基站及其他設備供應商奠定基礎。對他們而言，奠定領導地位是十年一遇的機會，作為Jio的老朋友，三星正在全力以赴地爭取機會。
那么深陷信任漩渦的華為在印度還有競爭力嗎？
戴著鐐銬起舞
華為面臨的最大挑戰，是許多國家認為其設備存在安全漏洞或后門，這可能會損害由華為設備搭建的整個國家的數字基礎設施。
到目前為止，這種聲音還沒有在印度出現。但也僅僅是到目前為止。
“這么多年，這么多電信運營商，這么多國家，如果我們的產品有后門的話，早就應該有人找到了。”華為印度首席執行官陳明杰在12月底接受采訪時表示。
但同時，政府、研究界甚至跨國設備制造商的電信專業人士都表示，不光是華為，所有進口設備都存在后門威脅，特別是在印度這樣一個進口量超過90％的國家。“我一直擔心跨國公司會對印度進行間諜活動，因此必須確保所有產品都在印度制造，所有產品必須經過審核和軟件檢查。”一位美國設備制造商的高級管理人員說。
然而這種“無處不在的”針對華為的懷疑，逐漸使人產生了免疫力。中國巨頭正在懷疑聲中不斷發展壯大，特別是消費業務，每隔幾周他們就能推出新產品或新計劃，同三星展開角逐。
自2000年以來就一直在印度開展業務的華為公司，直到2009 -2010年才找準了自己的位置，此時運營商紛紛覺醒，并轉向管理服務模式，這正是Airtel和愛立信五年前那筆4億美元交易所帶來的影響。
4G崛起，華為帶著完善的產品線進入印度市場，包括免費贈品、保修政策以及長期融資等各個環節，無懈可擊。更關鍵的是，其產品比歐洲競品便宜50-60％，差異卻低于30％。這對深陷低ARPU泥潭的印度電信公司來說，誘惑力巨大。
擁有網絡業務、消費業務和企業業務的華為電信（印度）有限公司，2016財年至2018財年的收入翻了一倍，達到828億盧比（約合11.6億美元）。當然，最大的份額仍舊來自網絡業務。華為在印度還有三家實體：華為數字印度有限公司，華為電信服務印度有限公司和華為技術有限公司。前兩家自2015年以來就沒有更新公司文件，華為技術有限公司的研發中心設在班加羅爾，2018財年的收入是89.5億盧比（約合1.26億美元）。
在網絡業務中，人們往往會出現“堡壘心態”，他們以“敏感信息”為名，避免共享精確的供應商信息。然而據估計，華為至少會出現在60-70％電信公司的供貨名單上。“印度的電信塔中，50％的基站來自華為或中興通訊，他們會帶來巨大的成本效益。”一名電信公司高級管理人員表示。
這些優勢也將在5G網絡中持續散發吸引力，特別是在5G基站的價格高出4G基站兩倍以上的現實情況下。
電信公司高管表示，具有成本效益的產品往往來自中國。“在4G試驗開始時，中國移動就擁有100萬個基站。（目前印度所有2G、3G和4G / LTE基站加在一起一共200萬個）。所以中國移動的供應商瞬間就實現了規模經濟。”當然這種說法未免以偏概全，因為僅中國移動就有9.52億用戶，超過印度三大運營商用戶總和。
因此，盡管全球觀點正在激烈碰撞，但是4G的歷史仍然可能在5G中重演。
投資管理公司Sanford C Bernstein的香港分析師Chris Lane表示，在中國全面擁抱5G，并且在配套手機生產形成規模經濟之前，5G很可能成為印度的利基機會。“我認為可能會在2022年或者之后，機會才會出現。”
電信制造本地化
這不是一場“勝負導向”的辯論賽。“不像物理定律，往往具有唯一正確的法則，這些公司或多或少都擁有相似的5G技術，假以時日，這些技術都能行得通。”一位業內人士表示。但是電信公司仍然為長達5到7年、預計1000億美元的投資周期而擔憂。
在風口上，人人都想大賺一筆，包括5G專利持有者。高通公司已經披露，該公司計劃對每一臺5G手機，收取高達16.25美元的專利使用費。按照這個比率，即便五年后，5G手機的成本仍會是LTE手機的3倍。
在印度，一方面，昂貴的頻譜和價格過高的設備價格可能會導致5G難產，另一方面，電信公司可能繼續利用大規模Mimo、新天線以及4.9G / Pre-5G等技術擴展現有的4G網絡，以緩解網絡延遲，提高網絡質量。當然，如果頻譜價格下降，運營商可以非常簡單地在5G頻譜上應用LTE，并針對一些較新的應用做出相應改動（就像他們對3G頻譜所做的改造，將其僅用于語音）。
新一代無線技術的商業案例總是伴有不確定性或風險，5G在許多非電話應用中更是如此，電信部（DoT）“5G印度2020論壇”資深主席、斯坦福大學榮譽退休教授Arogyaswami J Paulraj說，“我們可能需要為公共網絡、私人網絡，甚至某些垂直領域的政府援助網絡等單獨設立一類新的運營商。歐洲正已經在考慮這些問題了，但目前還需要時間。”
印度運營商也在考慮這個問題。消息人士稱，在變現前景明朗之前，沒有人會急于部署5G。
而一旦真正步入5G時代，重點將會轉向引進5G電信制造，來減少印度對進口設備的依賴。
三星是印韓貿易協定的受益者，從韓國進口的三星產品關稅為零。印度與越南也有類似的協議，因此從越南進口也極為有利。 相比之下，其他設備商就沒有那么好運了，由于印度將進口關稅從10％提高到20％，他們必定會倍感壓力。那么借此機會，能否推動這些公司的本地化生產？
在Jio的合同之前，思科并未認真考慮過印度的制造業。 然而現在就連諾基亞都開始制造5G設備了，華為會跟進嗎？
印度國防部隊是完全禁止中國設備的。一家電信設備公司的首席執行官表示，在關鍵應用上的確有一些禁用中國設備的潛規則。這對于華為的競爭對手來說，可能是一個契機。
在事件發酵的過程中，Paulraj的觀點發生了明顯變化。一月中旬，他說來自歐洲制造商的電信網絡技術可能與中國競爭對手一樣不安全或者安全。
但到了1月底，他拒絕發表評論，“我不應該對華為問題發表評論。顯然，對印度政府而言這個問題很關鍵，我們應該首先以自己的國家利益為指導。”
印度電信行業極其依賴進口，90%的設備都是進口產品。以這個比率而言，實現電信設備制造本地化，有如天方夜譚。這為華為技術的發揮提供了沃土。未來幾年，其對設備的投資預計將達到數千億美元，從而打造一個連接智能手機、汽車、工廠元組件和其他機器設備的網絡。
全球的5G大戰，印度只能袖手旁觀，但它可以拋出一些本地化的甜頭，來吸引華為這樣兼具技術實力和價格優勢的公司，從而將其進口設備的外匯凈流出最小化。
研究公司Dell'Oro Group的數據顯示，去年，華為在全球電信設備市場的份額約30%，遠遠高于諾基亞和愛立信。但在印度，華為的市場占有率為15-20%。與華為在全球的平均份額相比，華為在印度的地位較弱。當然，硬幣的另一面，是廣闊天地大有可為，華為在印度，還有巨大的發展空間。